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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杠杆,2020年政策展望

2020-03-05    浏览:1236    来源:方德信基金

 

引言

杠杆率一般是指权益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比率,是一个用来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公司的还款能力。具体到宏观层面,宏观杠杆率反映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在宏观层面上量的对比关系,该概念得到广泛应用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次危机的爆发使社会各界意识到债务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

如何测度宏观杠杆率,尚存在一定分歧与争议。在人民银行2014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人行指出,在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相对具有刚性,而资产则可能不断变化。债务偿付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当前持有的金融资产而是未来的现金流,但这并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中充分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很难及时获得某个部门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存在数据缺失、时滞较长等一系列问题。


通过“债务余额/GDP”来测算宏观杠杆率,可以较好地反映债务的可持续性。IMF、BIS等国际权威机构也更多采用这一测算方法,以便对各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从目前情况看,市场中大多用CNBS(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或BIS(国际清算银行)所公布的债务余额/GDP数据,两者均分为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等四项指标。其中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等于后三者加总。同时,市场中还有将M2/GDP作为衡量宏观杠杆率的一种办法,与上述方法配合使用。此外,债务收入比则是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最重要指标,收入流变化一方面会影响资产的价格进而导致资产负债率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收入流大小也是影响偿债能力、债务持续性以及是否存在潜在风险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将采用市场主流的CNBS和BIS的数据来进行阐述。


本文将以“1+2+3”的模式展开,先从党和政府近三年来对宏观杠杆率的态度出发,基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手段,了解目前私人、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杠杆率波动情况。基于此,探讨未来政策的走向,为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第一部分 顶层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我们又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自2015年底,高层连续提出针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矛头直指杠杆率。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主要任务之一。此时的去杠杆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体系治理两大块,提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同时“加强全方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随后,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杠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当中,面对风险压力和现实面前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杠杆,这一特定主体通过借入债务,以较小规模的自有资金撬动大量资金,以此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被政策所限制。原有杠杆要逐步去除,控制新增杠杆增长势头,同时进一步打通社会投融资渠道。在积极推动在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改善债务结构,增加权益资本比重,以可控方式和可控节奏逐步减少杠杆,防范金融风险压力。

2018年以来,面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金融风险首当其冲。在前两年去杠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全面去杠杆转向结构性去杠杆,逐步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逆经济周期的调节作用发挥出来。结构性去杠杆和稳增长之间是对立统一的。结构性去杠杆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当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时,在宏观调控上需要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接下来的几年,三大攻坚战仍是重点,但其中的顺序发生了变化。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大攻坚战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变成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去”杠杆变成“稳”杠杆。现实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步放慢,在202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宏观杠杆率需要起到较大的助力作用;同时这一稳不是全面放开,而是有稳有压,要依据不同部门做区别对待。


从居民部门看,房贷和消费贷是前期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的关键因素,随着近年来我国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愈发严格,以及对曾经野蛮生长的消费贷监管趋严,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速略有下滑。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调控方面,由于国企承担了大量稳增长、保就业的职能,在融资软约束的背景下,其杠杆率上去容易下来难,加之我国直接融资发展迟缓,实体经济杠杆率居高不下也就成为自然。


金融部门杠杆率近年来降幅明显,银行表外业务收缩显著,在收缩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业务的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纠正信贷资源错配现象,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


第二部分  两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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